達摩，全稱菩提達摩，在中國史實上，是活躍於六世紀的南北朝時代的外國僧侶。但是隨著歷代的僧傳、語錄、燈綠等撰述人的任意增添附會，達摩不但成為印度西天二十八祖的最後一祖、中國禪宗的初祖，而且深具神異能力，口中常出玄妙禪語。到了十世紀左右，所有屬於達摩的傳說事蹟，已幾近完成。宋初《景德傳燈錄》的登錄入藏，達摩的傳記也成為定論。
至於圖像，雖早在八世紀的盛唐，已有達摩像的創作，不過外形上和一般羅漢、比丘沒有多大差別，直到南宋以後隨著禪餘水墨畫的興起，各式的達摩圖像便不斷出現，那種頭戴風帽、雙目炯然、額頭高廣、腮絡鬚、大耳環等的梵僧模樣，便成了達摩祖師的特殊標記了。
本文首先引述宋元之際達摩圖像創作的興起、圖像內容的史實依據、再提到北宋以前的達摩圖像實例，最後再舉重要的宋元達摩畫蹟（如貫休、石恪、梁楷、牧谿等諸名家）為例證，而就梵相外形、坐立姿勢、一葦渡江、面壁禪坐相、慧可斷臂、隻履西歸等諸種表現形式，而討論其圖像源流和畫風特徵等。
在方法學上是結合宗教史學與美術史學二大端為討論依據，既探討達摩事蹟在宋元禪宗史的地位，也論及達摩圖像在宋元美術史的價值。
一、前言
佛教自漢東傳至中國，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極大的衝擊，無論是學術思想、宗教信仰、以及美術創作的風格等，都產生了鉅大的變化，其中唐代以前的文化，時時反映出受印度中亞的影響，仍然餘風猶存。但是入宋以後，中國本土風格確立，中國式的佛教和佛教美術，已和前期有相當的差距，而在中國式的佛教美術題材之中，達摩圖像，無疑的，是最具代表的一例。
達摩，全稱菩提達摩，在史實上，他是外國人，約在南北朝的後期，渡海來中國，當時的中國處於諸宗並弘，佛教思想走向全面流布的時代，北方以開窟立像為國策，法華、維摩、淨土等思想盛行，南方則融合魏晉玄學，而成實學、涅槃學、彌陀信仰等流布一方、達摩的東來，便是在這南北禪風各異的背景下，再添一宗門，也為往後的中國禪宗史，立下了標竿。
達摩雖是活躍於六世紀之際的梵僧，但是他被尊為中國禪宗的初祖，印度西天二十八祖，以及他那具有神異能力，口中常出玄妙禪語的事蹟，卻是隨著歷代的《僧傳》、《語錄》、《燈錄》等撰述人的任意增添附會而成。大約在十世紀左右，所有屬於達摩的傳說事蹟，已幾近完成、宋初《景德傳燈錄》的登錄入藏，達摩的傳記也成定論。
至於圖像，雖早在八世紀的盛唐，已有達摩像的製作，不過那時只將之認為西天二十八祖的最後一祖，和其它的祖師相較，外形沒有太大的不同，和一般的羅漢、比丘、佛弟子相也相去不多、直到南宋以後，隨著禪意水墨畫的興起，典型的達摩圖像逐漸出現，那頭戴風帽，雙目炯炯，額頭高廣，再配上腮絡鬢、大耳環等的梵僧模樣，便成了達摩祖師的註冊商標了。
自宋元以下至今七百年來，多少文人畫家禪僧畫家，心儀於達摩的絕妙神通，欽羨於禪法的超然物外，也景仰禪祖師的開宗立派，因而紛紛鉤勒下達摩的畫像，更且隨著禪法的東渡日本，達摩圖像也遠赴東瀛，百年之下，日本禪僧也創出具東洋風格的達摩畫了。就佛寺而言，宋代以下，禪宗盛行，禪寺林立，禪寺每每設有禪堂，禪堂供像十分簡單，但必有達摩祖師像尊，而一般佛寺必有大雄寶殿，以釋迦為主尊，有時四周安置十八羅漢、有時十八羅漢被請到觀音殿內。明清以下的佛寺，十八羅漢的成員，無論是取梵名或漢化的名字，在外形而言，均有一位達摩尊者。
基本上，達摩的事蹟是經過累代附會而成的，雖然他生在印度，受教育習禪法在印度，但是經過附會增添的神通故事，卻是中國式的。
自宋以下，禪僧筆下的達摩像，雖然畫的是梵僧，但那是中國人想像的梵僧，而非現實界的印度和尚，何況十三世紀以後，印度佛教早已式微，印度境內也難尋找到
僧侶的蹤影。
因此，達摩，與其說他是印度高僧，不如說他是中國化了的僧伽，而就圖像造型而言，與其說他是南北朝時代的禪宗祖師像，不如說那是宋代禪和子的裝扮。
本文主要討論宋元以下達摩圖像的特徵、神異事蹟的源流考等，以下首先敘述宋、元達摩圖像創作興起的歷史背景，以中唐以下禪學的發展和佛教繪畫兩大端談起。
二、宋元之際達摩圖像創作的興起
就中國禪宗發展史而言，自唐代五祖弘忍以下，南北分宗，北宗神秀在皇室的崇奉下，京洛一帶禪法如日中天，而南宗慧能弘傳於廣東曹溪，受到中產階級的扶持，也有一番氣象。然慧能以後，神會曾北上京師爭正統，使得普寂（神秀弟子）的門庭楹而後虛，南禪終於取代了北禪的法統地位。
中唐以後南禪先由南獄懷讓和青原行思二家，再分成五家，即臨濟、溈仰、曹洞、雲門、法眼等五宗、其中臨濟義玄傳於河北一帶，好用禪機，實行棒喝，到了宋初又分枝出楊歧方會、及黃龍慧南，均傳法於江西一帶，五家七宗正式成立。
而洞山良价及弟子曹山本寂共同創立的曹洞宗，提倡正偏的五位君臣說，來修證自性的清淨，以家風綿密，言行相應而著稱當世。至宋代，有門下第子宏智正覺（1091～1157）提倡默照禪，正和楊岐派的大慧宗杲（1089～1163）所提倡的看話禪，互別苗頭。
看話禪主張借參究話題，以體認宇宙萬物的虛幻之相，而達到解脫大自在之境、而默照禪則以靜坐入定為參悟法門，重觀心、看心、凝住壁觀，似乎回歸到達摩禪的趨勢，此二禪風對當世均產生深遠的影響。
自唐至宋，禪風由北而南，終至盛於兩浙江南嶺南。禪教的發展史，在盛唐以前，著錄不多，但八世紀以後，撰述逐漸出現，如杜朏的《傳法寶記》、淨覺的《楞伽師資記》、淨眾寺派的《歷代法寶記》，智炬的《寶林傳》等等，雖然內容諸多謬誤與附會，偏離史實，但畢竟也確立了西天二十八祖之說，及禪宗傳承的道統。
到了北宋初年，法眼宗門下永安道原接收了上述諸傳記的內容，而完成了《禪宗傳燈錄》一書，且將書上呈真宗皇帝，帝敕以當年年號曰景德，而改為《景德傳燈錄》，並使入藏頒行，此後江南的禪宗教團也進入開封府，又創立了十方淨因禪院，從此禪宗祖師的傳承系譜正式由帝王欽定。而且因《景德傳燈錄》曾由翰林學士楊億、兵部員外郎李維、太常丞王曙等人的裁定潤色，文字清新活潑，獲得大夫的讚許與認同。
就中唐五代以下，禪宗發展的地域而言，南禪五家中除臨濟弘傳北方外，四宗均在南方，而臨濟至宋分衍出來的楊岐、黃龍亦是傳法於江西，長江流域不但是禪學的中心，而且也是中國佛教的盛行地，尤其是杭州，到了五代吳越國，已是取代盛唐以前的長安洛陽。
宋代的杭州繼承了吳越國的佛教遺產，佛教人文薈萃，北宋時靈隱寺的契嵩（1007～1072）在出版《六祖壇經》之後，又著述了《傳法正統記》《禪門定祖圖》《傳法正宗論》等書，也進京向仁宗上表進獻，帝封他為「明教大師」，並將它的禪籍著作編入大藏經中。
如此，在禪門傳承系譜的建立，再加上知識份子的參與、皇室的欽定，終於使得文人、禪僧在佛教繪畫題材中，增加了達摩祖師這一題材。
就中國佛教繪畫的發展史而言，南北朝至隋唐時代，受到印度中亞的題材和技法的影響，以諸佛菩薩像、各式佛經變相、護法諸神、供養人等為主要題材，佛像則以暈染平塗，注重明暗光影的西域手法為常見，尤其圓滿的寶相以裝飾華麗，儀軌合度，色彩鮮豔對比強烈，來營造出殿堂的莊嚴氣氛，此時的佛教繪畫，以石窟寺院，或木造殿堂寺院內的壁面為主要表現場所，亦有表現於卷軸的絹質畫布之上，一般而言，左右對稱的諸佛菩薩配置式樣是帶著濃厚的貴族宮廷色彩。
而這樣的繪畫風格，演變到宋代以後，卻有了明顯的改變，在題材上，除了莊嚴整秩的佛菩薩像之外，那不受儀軌限制，姿態可以多樣創作的羅漢像，以及表現安恬適性的觀自在，便成了此時流行的新題材。
而中唐以下，五家七宗的公案故事，疾風勁雨式的禪家宗風（如臨濟的棒喝），常常是宋代禪僧畫家所捕捉的畫題，而就畫風而言，布局以突破前代那種寶相圓滿，左右對稱，規制嚴明的佛畫式樣，用色和用筆是以掃去粉黛，返樸歸真，不尚濃烈色澤的白描勾勒為時尚。這種尚簡逸，重墨趣，以表現禪家精神的畫風，被稱為禪餘水墨畫，或禪意水墨畫，簡稱禪畫，自南宋元代以下，流行一時。
禪畫的題材有四大類，一為釋迦出山像，二為白衣觀音像，三為祖師、散聖的傳法或公案故事，四為自然山水花果蔬菜以寫意禪機者，而達摩畫像屬於第三類者。
宋元之際的禪畫名家，梁楷、牧谿、胡彥雄、因陀羅、趙孟頫、雪庵等人均曾畫達摩圖，而且有名蹟傳世。
三、宋元達摩圖像的史傳依據
宋元達摩圖像的創作依據，應是依真宗皇帝所認可的《景德傳燈錄》一書，此書記述了過去七佛、西天二十七祖、東土五祖、及其旁出法系、慧能法嗣，五家法系以及禪門達者的傳記、禪師語錄、讚頌、詩文等計三十卷、其中達摩載在卷三，是西天二十八祖兼東土初祖。依《景德傳燈錄》的記載，菩提達摩是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，姓剎帝利，本名菩提多羅，因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到本國受王供養，遂與之相遇，因試令與二兄辨所施寶珠，發明心要，尊者傳授諸法予達摩，達摩也跟隨著受教服侍師父，長達四十年之久。
達摩在印度曾指導六宗的禪法，而得到六眾咸誓歸依，由是化被南天，聲馳五印，遠近學者，靡然嚮風，經六十餘載，度無量眾，且又化導了當時輕毀三寶的國王，使之能護持佛法，然後再辭別故國，渡海三年後，抵達南海（即廣州）：
師氾重溟，凡三周寒暑，達於南海，實梁普通八年丁未歲九月二十一日也，廣州刺史蕭昂具主禮迎接，表聞武帝，帝覽奏遺使齋詔迎請，十月一日至金陵。
梁武帝在金陵見達摩的問答是：
帝問曰：朕即位以來，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，有何功德？師曰：並無功德。帝曰：何以無功德？師曰：此但人天小果，有漏之因；如影隨形雖有非實。帝曰：如何是真功德？答曰：淨至妙圓體自空寂，如是功德不以世求。帝又問：如何是聖諦第一義？師曰：廓然無聖。帝曰：對朕者誰？師曰：不識。
達摩因和梁武帝語不契機，遂渡江到了嵩山少林寺，面壁而坐，終日默然。不久
遇到了久居伊洛、博覽群書、善談玄理的神光。神光經過了久立雪中、自斷左臂的過程，方為達摩認可為法器，因而詳加指導，收為門徒。
達摩的若干神跡魏孝明帝得聞之後，前後數度下詔聘請，但達摩拒絕不願離開少林寺，直到滿九年，才對門人表示欲返天竺，並測試門人對禪法瞭解的程度，因而說門人道副得其皮、尼總持得其肉、道育得其骨，而獨慧可得其髓，因而將衣缽傳給慧可：
乃顧慧可而告知曰：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，展轉囑累而至於我。我今付汝，汝當護持，並授汝袈裟以為法信。各有所表宜可知矣。可曰：請師指陳。師曰：內傳法印以契證心，外付袈裟以定宗旨，後代澆薄疑慮競生。云吾西天之人，言汝此方之子，憑何得法以何證之？汝今受此衣法，卻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，用以表明其化無礙。
達摩曾五度中毒，而第六度，自認化緣以畢傳法得人，遂端居而逝，葬在熊耳山定林寺，但死後三年魏三藏宋雲卻在西域蔥嶺遇見達摩，手中攜帶鞋子一隻，宋雲面謁皇帝後，開棺，見空棺革履一隻，舉朝為之驚嘆，奉詔取遺履，於少林寺供養。
這是後世畫隻履西歸的美麗故事題材的依據。
而達摩死後，梁武帝曾欲自撰師碑而未成，後聞宋雲事乃成之。唐代宗時追贈諡號「圓覺大師」，塔曰「空觀」。
以上所述為道原所撰的《景德傳燈錄》中的達摩傳，此書成於景德元年（1004），書不但獲得翰林大學士的修飾，且得以入大藏經。
就達摩傳的內容而言，其年代謬誤多處，皆是承襲《寶林傳》而不察，楊億亦不加以考究，入藏之後，君臣士庶，竟信其為正史，廣為流傳，畫人禪僧，遂多方引為題材。
《景德傳燈錄》之後，約半個世紀，雲門宗的佛日契嵩也以所撰的《傳法正宗記》、《定祖圖》、《輔教篇》等上京詣帝（約在仁宗嘉佑3年，1058）。其中《傳法正宗記》的卷5傳述了天竺第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尊者傳上下篇，其內容大半是承襲了《景德傳燈錄》所載，但是也有部份是修訂了《景德傳燈錄》的錯誤，也有再作推衍增加的，如達摩東來的日期：
菩提達摩之東來也，凡三載。初至番禺時，當梁武帝普通元年更子九月之二十一日也。
但他又不敢將《景德傳燈錄》等以前的禪宗史傳全部推翻，而畫蛇添足地說：
或曰：普通八年丁未之歲，州刺使蕭昂以其事奏。
因按《南史．蕭昂本傳》，蕭昂非廣州刺使，但在王茂傳未有廣州長史蕭昂，卻不知何年在任。另外蕭昂有姪蕭勵曾為廣州刺史。是否蕭昂為蕭勵之筆誤，待考。但蕭昂不可能以刺史的名義，面奏梁武帝，應是事實。而受詔赴京師到達建業的日期改為「十一月一日」，因金陵距廣州的路途遙遠，在當時是不可能在短短的十日往返的。達摩見梁武帝的問答對語，機緣的不契，《正宗記》是一概因襲，不過到達魏晉的時間，修正為「北趨魏境，尋至雒邑，實當後魏孝明正光之元年也」。
達摩的壁觀，慧可的斷臂，居魏9年，傳法於門徒，奄然長逝，葬熊耳山，宋雲卻再見他獨攜隻履西歸等，這些情節都和《景德傳燈錄》裡相似，不過，契嵩未提六度中毒事，逝世的年代也推訂為梁大通2年（530），以改正《傳燈錄》所述的後魏孝明帝太和19年丙辰歲10月5日之說的不合理。
《正宗記》又撰錄了梁武帝為達摩去世而立的碑文，並附有對達摩的評語。
總之，《景德傳燈錄》和《傳法正宗記》二書，雖然錯誤百出，但卻因均入藏受到皇室的認可，傳誦於士大夫間，遂成為宋元之際，達摩圖像的重要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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